其中，少年检察制度和少年审判制度的运行起到了较为突出的系统协同带动作用，如初期的少年司法一条龙体系，以及中期的少年司法办案和少年社会帮教的两条龙体系。
按照对合宪性审查的一般理解,合宪性审查特指在我国宪法监督体制下,监督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宪法的机制。[19]从合宪性审查实际操作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2021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中针对强制亲子鉴定问题指出:亲子关系涉及公民人格尊严、身份、隐私和家庭关系和谐稳定,属于公民基本权益,受宪法法律保护,地方性法规不宜规定强制性亲子鉴定的内容,也不应对此设定相应的行政处罚、处分、处理措施。
[37]同前注[35],蔡定剑书,第280页。[14]从关联的紧密程度上看,宪法解释权有关规定才是对规范性文件实施合宪性审查的直接宪法依据。[40]浙江省人大常委会认为:可以对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审查研究,但是,不能作出是否符合宪法的判定。[10]参见赵谦:《羁束性自我革命:党内法规制定权限的组织架构论》,载《河北法学》2023年第4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第20条也只规定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以及法制工作委员会有权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合宪性审查。
来源：《河北法学》2023年第6期。[42]参见范进学、张玲玲:《论我国合宪性审查中的宪法阐释与宪法解释》,载《浙江学刊》2022年第3期。因为，在制定法主义立场下，如果承认规章属于制定法，在理论逻辑上必然可以推导出规章属于法院司法裁判的依据。
本文赞同沈岿教授和俞祺博士的观点，无论是规章还是规范性文件，都没有必要以是否为《立法法》中规定的法律渊源的标准进行拦腰截断式的区分，而是应当进行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的审查，并遵循不同的审查强度。因为，如果承认规章的法律渊源地位，将其视为制定法，那么法院只能基于法制统一性原则和不抵触原则对规章进行形式意义上的合法性审查，判断是否予以适用。对行政许可条件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违反上位法的其他条件。但现有的法律规定并未赋予法院这一权限。
[19]《行政许可法》不但限制了规章的许可设定权，还对规章的行政许可规定权进行了限制，规定法规、规章对实施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行政许可。否定说认为，规章不得进行创制性立法，因为，制定规章不是行政机关固有的权力，规章制定机关制定规章，应遵守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要求，即应根据法律、法规制定规章。
在此背景下，迫切需要赋予国务院部委一定的立法权限。概括起来，较具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立法权的主体包括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从行政立法的性质出发，行政立法权实质上属于立法行为。显然，这与西方判例法传统中的法官造法并不是一回事。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还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规章。
[48]在部门规章的创制性立法权限上，《立法法》选择了否定说，规定部门规章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49]。[43]陈丽芳：《非立法性行政规范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刘莘主编：《行政立法原理与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地方政府是否享有规章的创制性立法权限，不仅关涉到规章的制定法地位和法源地位，还关涉到如何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至少，官方解释没有考虑到与新增设条款的体系一致性问题。但如果采纳该释义，则会与2015年新修改的《立法法》增加的第82条第6款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的规定，发生逻辑上的冲突。
不过，与依据相比，参照意味着规章的制定法地位不同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法地位，而这曾一度导致了学界关于规章是不是法的争论（参见下文分析）。因此，如何发挥政府在立法中的作用，使之既能够发挥其积极塑造社会的功能，又能够不脱离法治国家建设的轨道，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国家立法和司法政策问题。
所以，规定参照规章在当时法律规范不足、市场经济又迫切需要规章发挥作用的背景下，有一定道理。在这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法院可以根据行政规则特点的不同，决定针对它们的不同尊重程度或司法强度。两者都是法的渊源不可或缺的要件。[1]雷磊：《重构法的渊源范畴》，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第147页。[52]郑淑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28-229页。而且，虽然《立法法》规定规章不得与上位法冲突，但《立法法》并未明确规章的制定法地位，而是规定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正是在这一概念下，国家认可的习惯（包括民间法）具备了法的属性。规定在不直接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情况下，对于实验性、临时性、技术性等事项，以及不直接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政府行政管理性质的规范，允许地方政府规章自主作出行政管理规范性质的创制性立法。
决断意义的审查指法院在裁判时可以判断其合理性，并作出否定性的司法判断。（二）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
在这里，学界之所以产生法源概念的学理争议，主要是由于学者们在进行理论阐释时对法和法律的表述不同造成的。如果使用立法中心主义的表述，容易造成理解上的歧义。
随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表现出限制规章权限范围的趋势。因而，对于习惯来说，一旦被法院的司法裁判认可，作为法官裁判的规范依据，就属于法并具有了法源地位。三、逻辑维度：规章法源地位的理论推演逻辑是进行理论推演并得出结论的过程。[5]参见孙国华、朱景文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
毫无疑问，《立法法》对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做了区别规定，而且有必要明确肯定规章的创制性立法权限。《立法法》不但没有明确规章的法律渊源地位，而且回避了规章的创制性立法权限问题，将重点放在规章的权限范围问题上。
[44]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12行终65号行政判决书。就司法解释来说，作为司法的产品，司法解释并不能被归纳进法律体系概念当中。
[11]《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63条。[17]参见山西省吕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99）保中法行终2号行政判决书。
[3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2条第2款。[37]因此，我国法院要通过司法裁判认可某个规范作为法规范，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存在漏洞，需要法官进行漏洞补充。根据司法主义立场下的法源概念以及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之法概念，只要其他规范性文件中的规范有法律上的根据（制定或认可），就可以作为法源，就可以在司法裁判中被适用，如其他规范性文件中执行（广义）法律的规范，以及法律授权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裁量规范。但在当时，司法机关在规章的制定法或法律渊源地位问题上，更倾向于规章的非制定法地位。
以选择适用的规则解释规章参照适用的规则，本身就混淆了规章的法律渊源地位和法的渊源地位的理论逻辑。如果规章的制定法或法律渊源地位是明确的，显然没有必要作这样的区别对待。
但也有学者持否定的态度，认为行政规章的效力从属于宪法、法律、法规而不得与之相违背，其任务主要是为了将法律、法规具体化、细则化，其目的是更好地实施法律与法规。[41]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1行初681号行政判决书。
[39]该解释显然是将规章与其他规范性文件同等对待了。再审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也认为原审法院以该文件属于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为由，对其不予适用，并无不当[45]。